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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对中国上古史建设的重大贡献
时间:2010-07-01       浏览量:

 

演讲者简介: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任北大考古学系副主任、主任兼北大赛克勒考古与博物馆馆长,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大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等。主要从事夏商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参加与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等重要遗址的发掘。1995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学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现正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

   正文:
   同学们好!朋友们好!这是我第二次在“北大讲座”上和大家见面了,我感到很荣幸。
今天我讲的是“考古学对中国上古史建设的重大贡献”,题目在网上已经公布了。为什么选这个题目来讲?我是想通过对中国上古史建设历程的回顾,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考古学、历史学尤其是上古史学发展的方向,引起大家对考古学和文献史学结合起来研究历史的重视。当然,我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宣传宣传考古学的意思。因为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包括史学界的一些朋友,对考古学实在了解太少了。在座的各位,如果了解了考古学对中国上古史如何从传说变成信史做出的贡献,你们一定会认为,考古学也是一门科学,考古学在史学建设、在先进文化建设中已经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1.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极大地支持了疑古学派对旧的古史体系的破坏,和疑古学派一起提出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任务
什么是中国上古史?对中国历史如何划分,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意见。我这里所说的中国上古史,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时候,中国人脑子里的中国史是什么样呢?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就上古史来说,就是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古史体系。这个体系是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构建起来的,在他的名著《史记》中,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还有一个《五帝本纪》。他的这个体系是综合了他当时能看到的各种书籍中的有关记载而形成的,并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的杜撰。对于这个体系,一百多年以前,可以说大家是坚信不移。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之初,随着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史学领域,疑古思潮应运而生,过去在书上记载的古人、古事连同这些书籍都要以新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
    你们知道疑古学派的首领是谁吗?(同学答:顾颉刚。)对,是顾颉刚。顾颉刚当时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他1912年入北大预科, 1920年毕业留校工作,年龄和你们现在差不多,可能还要大一些。疑古学派的核心人物都是北大名人,当时的学生。你们知道傅斯年吧?就是当过多年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到台湾后曾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当时他是北大文学系的学生,和顾颉刚住同屋,按照顾颉刚的说法,他也是一位“敢于放言高论”的人物。
疑古学派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当时思想激进的文科学长、名教授胡适和钱玄同都对他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胡适留美回国在北大任教接替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陈汉章从伏羲讲起,胡适却丢开唐虞夏商,从诗经时代的周宣王讲起。顾颉刚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钱玄同和胡适一样,也经常和顾颉刚书信往来谈古论今,从他写的文章自署“疑古玄同”即可见其学术倾向的激烈。疑古学派不仅否定三皇五帝,认为夏朝和商朝也很可怀疑。他们的领军人物顾颉刚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所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意思是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是后来的人一代一代叠加上去的。他说,从《诗经》上可以推知东周初年只有禹,到春秋末,从《论语》上可以看到有了尧、舜;《论语》而后,从战国到秦,更有黄帝、神农、伏羲,更有天皇、地皇、泰皇。至汉代,在天皇之前又加上了开天辟地的盘古,作伪之迹,昭然若揭。1926年,顾颉刚把他们讨论古史的文章汇编成册,以《古史辨》的书名出版,至1941年共出了七册。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自序,把他疑古思想产生的由来和疑古学派兴起的经过都明明白白写了出来。《古史辨》的出版,在学术界犹如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一时间竟成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旧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是被破坏了,那么真的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又是什么样子呢?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任务。有人以为,重建上古史的任务是后来才提出来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顾颉刚等人在破坏旧的古史体系的同时,也已经在考虑如何建设新的可信的中国上古史了。1923年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中,提出研究商代史,要到甲骨文中去找材料。1924年末,李玄伯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文章,明确提出“要想解决古史,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一个多月以后,1925年2月,顾颉刚也在《现代评论》上著文《答李玄伯先生》,认为这“确是极正当的方法”。同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古史新证》,提出了将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结合起来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他们不约而同地将重建可信古史的途径投向了考古学。当然,这决非偶然,而是学科发展必然要走的方向。
    考古学,确切地说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考古学,并不是在中国产生的。现代考古学最初产生于欧洲,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搞工业就要找矿开矿山,开矿山就会附带发现古物,于是,地质学、古生物学应运而生了。借鉴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分类学,就形成了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方法的现代考古学。这是19世纪中叶前后的事。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北京房山周口店猿人化石的发现,河南渑池仰韶村彩陶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国也存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在当时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这些新的发现极大地支持了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发起的对旧的古史体系的挑战。于是大家都注目于考古学,考古学自然就成了重建中国上古史任务的担当者。
    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初,多是外国人在搞。像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就是时任北洋政府矿业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建议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也是由他发现和首次发掘的。当时在中国搞发掘的,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他们当中有的是真正的科学家、学者,但不少人是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所谓“探险家”。真正由中国学者做的工作,最早当推1926年李济对山西夏县西阴村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李济在美国学的是人类学,1923年回国,先在南开大学,后到清华大学,1926年主持了西阴村的发掘。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设立了考古组,由李济任组长,于是开始了由中国学术机构、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的对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1926年西阴村的发掘,1928年开始的殷墟的发掘,可以看作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真正开始。
说到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不能不提到北京大学的贡献。勇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和疑古思想的酝酿、诞生几乎同时,1922年就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第一任主任是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教授,1934年马衡离开北大去故宫后,由胡适亲自兼任主任。抗战胜利后北大由昆明返京,考古学室改名古器物整理室,由向达任主任。中国考古学研究室做的第一项考古工作是1929年开始的河北易县燕下都的调查和发掘。上个世纪20年代由中国学者所开始的考古工作,目的都很明确,都是围绕着文献记载的线索,寻找古人遗迹,重建中国上古史而进行的。我们说,现代考古学的传入中国,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支持了疑古学派对旧的古史体系的破坏,和疑古学派一起提出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任务,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从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从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至今七十多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究竟有哪些重要发现,对重建上古史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2.从旧石器时代直至早期青铜时代,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为重建中国上古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十多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多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考古学有了极大的进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真有目不暇接之感。
    从旧石器时代考古来说,过去大家只知道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等少数人类化石,少数几个旧石器地点,而现在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已上百处。根据学者们对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的研究,可以分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三个阶段。可以很骄傲地说,这三个阶段的人类化石标本我们都有了。属于直立人阶段的,年代最早、学术界基本得到公认的是距今大约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这已写在中学历史课本上了。其他有陕西兰田人、山西丁村人、安徽和县人、湖北陨县人,周口店北京人也属于直立人。最新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是几年前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南京市博物馆共同发掘的江宁汤山人。所谓直立人,是指从“人猿揖别”开始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在人骨化石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原始特征,比如额骨低平,眉眶凸起呈“一”字形,颏部后缩不明显,都与猿类相近。直立人之后是早期智人阶段,约从距今25万年到5万年前后。早期智人,眉眶仍然较高,但已由一字形变成倒八字形。由于脑容量有了增加,前额已略显隆起。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有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人等,最完整的一具人类化石是北大吕遵谔教授和他的弟子们在营口金牛山一座洞穴中发现的。头骨、肢骨几乎都保存了下来。早期智人之后是晚期智人阶段,约从5万年至2万年前后。典型代表,在南方有柳江人,在北方有山顶洞人。晚期智人化石眉骨变低,颅高增大,脑容量和身高等都已和现代人差不多。
    新石器时代考古,无论是新发现的遗址的数量,还是其内容的重要性,更是以往望尘莫及。过去只知道仰韶、龙山。仰韶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在河南渑池发掘的仰韶文化,以红陶、彩陶为特征。龙山是指以山东章丘县龙山镇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出土的陶器以黑陶、灰陶为特征,最典型的是一种薄胎,黑而光亮的被称为蛋壳黑陶的陶器。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由梁思永等人发掘的。梁思永是梁启超的二公子,他学考古是梁启超的决定,可见考古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按早晚顺序讲,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有距今10000年到12000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邕宁顶蛳山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等。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火候很低,质地粗糙,纹饰简单,代表了陶器刚发明不久的技术水平。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的也有磨制的,在文化层中还发现了最早的栽培稻遗迹。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遗址以黄河流域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老官台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石门皂市文化、城背溪文化等为代表。遗址范围扩大,房基、墓葬都有发现,陶器种类丰富,粟作农业、稻作农业遗迹随处可见。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除以前发现的仰韶文化,有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大汉口文化,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这个阶段,社会发展迅速,聚落开始分化,等级已经出现。新石器时代末期或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除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是早前发现的,新发现的,长江流域上游有宝墩文化,中游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下游有良渚文化,北方地区有小河沿文化等。
    至于早期青铜时代,有关夏商代考古,自安阳殷墟发掘之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仅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东先贤遗址等一系列商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东下冯遗址等夏文化遗存,以及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东岳石文化,还在北方地区、长江流域乃至岭南地区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荆南寺类型遗存、吴城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石峡中层文化、浮滨类型遗存等中原周边地区的当地土著文化遗存。有关周代考古,在周人起家的陕西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西周都城遗址长安一带的沣镐,河南的洛阳以及燕、晋、虢、齐、鲁、应、秦、楚、蜀、吴、越等诸侯国的都邑几乎都有重要发现。不仅是这些地点发现了,各个地点都有丰富的内涵,诸如王侯宫殿、陵墓、手工业作坊乃至形形色色的遗物,可以说应有尽有。
    以上我罗列这么多考古遗址地点、考古学文化的名称,你们一定很生疏,谁也记不住,即使是考古专业的学生,也很难都掌握。我罗列出来,无非是想说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各个时代、各个地区都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无非是要强调一个多字,一个全字。考古发现的遗址的确很多,很丰富,各个时代都有,各个环节都有。正是有了这么多考古发现,我们用这些材料要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建构中国上古史的框架、体系,才有坚实的基础,才有可靠的依据。
    3. 80年来的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构建起了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上古史的内涵,解决了一些中国上古史上长期存在争论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
考古学不是单纯挖东西,考古学也要依据科学的方法对发掘出来的遗物、遗迹进行研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细致的过程。80年来,发现了这么多古代遗迹、遗物,在研究上究竟有那些成果,这些成果究竟在中国上古史的建设上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认为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早期青铜时代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夏、商、周古代的历史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可信的。过去疑古学派一些学者对某些史实提出疑问,固然有积极意义,无可厚非,但因怀疑而否定,就未免走过了头。甲骨文发现以前,商代史是属于传说史,很难让人信服。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在甲骨文上认出了商王的名字,和《史记·殷本纪》所记的商王世系基本一样,谁都不再怀疑了。1928年开始在安阳小屯发掘,经过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梁思永、石璋如、刘耀、高去寻、胡厚宣、郑振香、陈至达、杨锡璋等几代学者几十年的辛勤工作,不仅发现了甲骨文,还发现了商王的宫殿建筑基址、商王陵墓、贵族与平民墓地和铸铜、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铜器、玉器,证明了安阳小屯就是《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章邯大战的“洹水南殷墟上”,《竹书纪年》所记“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王盘庚所迁的殷都故地。殷墟出土的精美文物参加了1936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商文化是青铜文明成了学者们的共识。
    按照史籍记载,商人灭夏建国之后,曾经五迁其都。现在,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殷是找到了,殷墟出土的遗迹、遗物所代表的商晚期的文化面貌基本清楚了,那么商朝前期、中期的文化面貌如何?除殷之外其他几个都城在什么地方呢?对考古工作者来说,这些问题自然是最有诱惑力的。其实,在殷墟发现并被确认之后,参加殷墟发掘的一些人就注意了。李景聃1936年上豫东商丘一带调查,就是想寻找早于殷墟的商人遗迹,因为王国维等人主张商朝第一个王商汤所建的亳都(所谓南亳)就在商丘。不可否认,考古发现有偶然性。你刻意要找的,不一定能发现;有时候不经意,重要的东西就出来了。1950年,郑州市一位对古物有兴趣、名叫韩维周的小学老师在郑州老城南关外的二里岗捡到几块陶片,上面印有花纹。他认为可能是古物,便报告了主管文物的部门。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去调查,后来又配合基本建设作了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参加二里岗发掘的安志敏、安金槐、邹衡等先生将出土的陶器和殷墟出土的陶器比较,认为两者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应属于商文化,按照其演变规律,二里岗出土的陶器早于殷墟。后来邹衡先生在《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发表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对此作了充分、深入的论证。二里岗商文化早于殷墟商文化遂成为不易之论。
    其后不久,到1955年,又发现了属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郑州商城。郑州商城大致呈方形,周长6960米,前几年又在商城的南面、西面发现了外廓城,其规模是迄今所见商代城址中最大的。这么大的一座城址,当然不会是一般的村镇所在地,它是商代某位国王建造的都邑没有什么问题。它属于二里岗期,早于商代最后一个都邑安阳殷墟,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它是哪位商王建造的呢?主持发掘的安金槐先生认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唐代地理书《括地志》所记的商王仲丁隞都的所在,同而主张郑州商城是仲丁隞都,隞字有的书上写成嚣,这两字是同音字,可以通用。参加过二里岗发掘的邹衡先生最早也是主张隞都说的,后来他从郑州商城延续时间较长、郑州金水河出土战国“亳”字陶文,左传襄公十一年鲁、晋、宋等国伐郑曾盟于郑地的亳城北,以及商亳邻国如葛的地望等方面详细论证了郑州商城不可能是仅居仲丁、外壬二王的隞都,而应该是从汤至大戊五代的商汤始建的亳都,是商朝的第一个国都所在地。这两种观点相持不下,难分伯仲。1983年社科院考古所在偃师发现了尸乡沟商城,意外地为解决郑州商城的性质问题提供了契机。尸乡沟商城位于偃师市西、洛河北岸,又称偃师商城。它南距二里头遗址约6公里,周长5800米,面积比郑州商城小约三分之一。前几年在尸乡沟商城城圈内又发现了一个小城圈,称为内城,内城之内有宫城,而且发现了几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从规模和内涵分析也应该是一座王都性质的城址。从出土的陶器等遗物分析,偃师尸乡沟商城和郑州商城大体同时,学术界虽有“太甲桐官”、亳之陪都、军事重镇和“汤都西亳”之争,但其为商汤灭夏之后始建的具有都邑规模的城邑几乎是大家共同的认识。既然偃师尸乡沟商城与郑州商城同时,而且又小于郑州商城,那么郑州商城为亳都、偃师尸乡沟商城为陪都或震慑殷遗民而设的军事重镇不是很合乎情理吗?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自从偃师商城发现之后,认同郑州商城是商汤亳都的人越来越多,郑州商城是商汤所建的第一个国都——亳都的观点应该是可以成立了。
    讲到这里,一定有人会问,根据《尚书》等文献记载,汤在灭夏之前已居亳,灭夏后又回到亳,在灭夏前亳已存在。既然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同时,偃师商城又公认是灭夏后才开始建造,那么按照逻辑,郑州商城也应该是灭夏后才建造起来的。如果承认它和偃师商城都是灭夏后始建,岂不又和文献记载发生矛盾?这个问题提得好,这的确是个矛盾。在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时,我们曾有个“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的说法,这说的虽然是事实,但的确也回避了郑州商城是否灭夏前已经建成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其实冷静地分析一下,思考一下,郑州商城那么大的规模,怎么可能会在“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的灭夏过程中,也就是说在灭夏之前建起来呢?郑州商城既然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既然偃师商城是灭夏之后所建,郑州商城也应该是灭夏后所建。我认为现在是需要明确地讲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作出郑州商城(以大城和外廓城为代表)是灭夏后所建的论断,并不是要否定《尚书》等先秦文献关于灭夏前汤已都亳记载的正确性,而是要求我们从考古的学的角度认真考虑,郑州商文化遗址中究竟有没有灭夏前的先商文化遗存,有没有可能代表都邑性质的先商遗存。郑州有早于郑州商城的先商时期的遗存,南关外期遗存、洛达庙类型遗存都比郑州商城早。至于它们是否属于先商文化,有的说南关外期是,有的说洛达庙类型是。尽管有分歧,但在建造郑州商城之前,也就是说在灭夏之前,郑州这地方有先商文化遗存是客观存在的。联想到在豫东杞县鹿台岗发现有典型的先商文化,在商人由东而西大举推进灭夏的进军过程中,在地处必经之地的郑州地区留下遗物、遗迹,可以说是顺理成章。问题是商人灭夏前是否在此地建过都,考古上有没有什么建过都(至少不同于一般的村落)的证据?目前虽不敢说有百分之百把握的铁证,但线索是有的。我认为在郑州商城内东北部宫殿区发现的那道东西残长约一百多米的被称为宫城墙的城墙很值得注意。根据考古提供的层位关系,它叠压着洛达庙类型遗存,城墙内的包含物最晚的是洛达庙类型的,因此其很可能就是洛达庙期修建的。无独有偶,据说还发现有洛达庙期的大型建筑基址。洛达庙类型过去都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郑州市文物考古所在郑州市区西边的洼刘发掘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之后,河南省考古所的袁广阔敏锐地觉察到,洛达庙类型和洼刘的二里头文化有较明显区别,他怀疑洛达庙类型很可能是商文化推进至此后和二里头文化融合的产物,其主体应是先商文化。这是有道理的。如果这个判断符合实际,那么以这段城墙为代表的遗存就不排除是商汤灭夏前所建的亳都的遗迹。我们希望河南省的考古同行们能够抓住这个课题,进一步开展工作,找出更多的证据,作出明确的结论。
    郑州商城是商汤亳都的确立,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它为完善整个商文化的发展过程找到了一个起点。在郑州商城发现之后,1995年有郑州小双桥地址的发现,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的发现,连同以前发掘的殷墟,使我们基本上得以完整地窥见了商文化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文献与考古密切结合进行的综合研究,现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可能是仲丁隞都,洹北商城可能是河亶甲相都,东先贤一期遗存大体相当于祖乙迁邢时期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不仅如此,在商文化分布范围以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通过研究也一一确定了其族属,探讨了其与商文化的关系。对商代历史还有怀疑的人,你如果研究了甲骨文中商人世系材料,亲自到上述地方去看一看那些遗迹和遗物,难道还会固执己见,难道会不觉得商代历史是实实在在地摆在你的面前吗?
    商代是信史,国内学术界没有人再怀疑了。在国外学术界持怀疑态度的也不多了,但对夏史持怀疑观点的在国外学术界占绝大多数,在国内学术界也还有一些人。这里有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有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持怀疑观点的学者,大多是认为迄今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夏代存在的文字材料(像商代甲骨文那样证明商代确实存在的文字材料)。我们认为,文字材料当然是重要的,但在尚缺乏文字材料的情况下,通过考古学和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还是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的。从考古学来说,前面已经讲过,郑州商城是汤都亳的确认,既为研究完整的商文化发展历程找到了一个起点,同时也为往前追溯夏文化确立了一个定点。我认为主张年代上早于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分布范围上位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时间跨度上不超出依据文献记载夏有14世17王推算出来的夏代可能的积年范围,在文化关系上,与文献记载的夏时期夷、夏、商三族文化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系的状况相符合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二里头文化因偃师二里头遗址而得名。说到二里头文化遗址,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发现者徐旭生先生。徐旭生本名徐炳昶,他的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研究先秦史的人恐怕没有人没读过。他年轻时留学法国,学的是西方哲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女师大校长、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在北大任教期间,曾出任中国和瑞典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新中国建立后,他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在属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为了寻找夏文化,他不顾六十多岁的高龄毅然带领助手跋山涉水到豫西晋南调查。走到偃师县城西边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不过当时他断定是汤都西亳。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是夏商考古的一个重大突破,后来经过连续的工作,证明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可以分为四期。根据碳14 测定,其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19世纪至前16世纪之间。在偃师南城尚未发现之前,不少学者包括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学者,主张二里头一、二期遗存属夏,三、四则属商,二里头遗址是商之西亳。偃师商城发现并被多数学者确定为西亳以后,二里头遗址一、二、三、四期遗存均属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都(可能即斟寻)的观点逐步被大家接受,成为主流观点。应该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学术界已经有了共识,没有什么争论了。但对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是否是夏文化,尚有不同看法。
河南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它和二里头文化有继承发展关系,但也有明显的差别,按照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不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覆盖范围较广,其中的王湾类型基本与二里文化分布范围重合,根据碳14测定,王湾类型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已进入公元前20世纪。文献记载夏有14世17王,其积年有431年说(不包含无王阶段)和471年说(包含无王阶段),如从夏商分界在公元前1600年往上推,夏的始年无论采取431年说还是471年说均已在公元前21世纪范围之内了。因此,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应该属于早期夏文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怀疑呢?问题就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存在差别,不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我自己觉得,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两者的这种差别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一则可能两者之间仍有缺环,二则可能是河南龙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发生过重大动荡,使其后的二里头文化在面貌上与其产生了明显差异。关于第一种可能,由于新砦遗址新砦期遗存的发现已得到证实。新砦遗址位于河南新密市,1979年赵芝荃先生首先作了发掘,并提出了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新砦期遗存的问题。不过由于材料太少,没有引起人家太多注意。“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于1999年、2000年组织了两次发掘,发现了明确的河南龙山文化、新砦期遗存、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层叠压关系,确认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确存在新砦期,新砦期遗存总的面貌具有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质。
目前在巩义市花地嘴、郑州牛砦、偃城郝家台等遗址均发现了新砦遗存。由于它的发现和确认,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环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了缺环,为什么文化面貌仍有明显的差别?这一方面不排除由河南龙山文化经新砦期向二里头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自己内部的原因,导致面貌上的某些变化,但更可能是外部的冲击所引起。我过去曾写过文章,认为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这种变化,应是夏初后羿代夏的历史事件引发的结果。后羿代夏是“因夏人以代夏政”,它虽在一定时间内篡夺了刚建立不久的夏王朝的政权,但随着“少康中兴”也就成了昙花一现。夏文化虽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后羿所代表的东夷文化的烙印,但总体上并没有中断和改变由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
    考古学文化和族的共同体如何对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和一个特定的族的共同体是可以对应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族可以使用两个以上不同的文化,一个考古学文化也可能由不同的族所使用。关键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固守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而不能都属于夏文化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河南龙山文化是一个整体,尽管延续时间不长,但也可分为好几个文化期,确认河南文化晚期遗存是早期夏文化,究竟从什么地方算起呢?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大家,我同意安金槐先生的看法。安先生是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发掘的主持者,他认为王城岗龙山城址即文献记载的“禹居阳城”的阳城。如果仅只是文献上有这种说法,别人会说你是附会,因为,阳城究竟在何处,文献上有好几种不同说法,你怎么敢一口咬定一定是在登封?但并非巧合的是,就在王城岗龙山城址东面不远,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东周时期的阳城,出土有“阳城仓器”陶文可以为证。东周阳城的名字是从哪里来的?显然是从夏代的阳城来的。既然两座城近在咫尺,你怎么能认为王城岗龙山城和禹都阳城没有任何关系呢?因此,以王城岗古城的开始使用作为夏的开始,以王城岗古城所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作为早期夏文化,并非随心所欲,而的确有一定的根据。二里头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是夏文化的确认,确立了夏文化发展的框架,为进一步开展夏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新的发现。
    商代史成为信史了,夏代史成为信史了,周代史更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我们说商代史是信史,夏代史是信史,并不等于说许多问题都弄清楚了,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宗教信仰等都还需深入研究。至于周代史,虽然没有人怀疑,但实际上也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在这个方面,考古学仍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例如,周人灭商前的文化究竟是考古学上发现的哪一种考古学文化,目前仍争论不休;需要考古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去回答。如果不是在周原发现了那么多非姬姓贵族的青铜器窖藏,谁也不敢说文献记载的周公封邑内会居住着那么多异姓贵族;如果不是在周原出土的周人卜甲上见到周王祭祀已故商王的卜辞,谁会相信视如寇仇的两个敌对的部族还存在这样的关系;如果不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发现了西周城址和随葬有燕侯名字青铜器的大墓,谁知道燕国的始封地就在这里;如果不是在山西曲沃北赵发现了自晋侯燮父至文侯仇九代晋侯及其夫人的墓地和大批贵族墓葬,晋侯始封地在今之太原还是其他地点的争论还在继续……
夏代史、商代史、周代史,尽管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通过大量的工作去解决,但由于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已逐步将之从扑朔迷离、将信将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了信史,已是不争的平实。
    第二,新石器时代末期或曰铜石并用时代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是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重大转折时期,某些地区已率先出现早期国家,开始进入文明。
龙山时代的年代范围大致是从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前后。在这个时期,考古学上有许多过去不见的重大发现。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聚落分化有了进一步发展;设防的古城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内蒙河套一带,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已发现几十座,其中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中期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规模之大可与东周列国都城相比,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面积虽然不算很大,只有5万平方米,但城址内靠北部有大型宫殿建筑,门口有门卫房,城内有完整的用陶水管铺设的排水设施,显然不是一般仅用于防卫的城堡,而是当地的政治中心。墓葬中大型墓和小型墓分化悬殊,表明贫富差别对立已相当严重。冶金术有了初步发展,在多个地点发现有红铜、青铜制作成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大型宗教礼仪建筑在区域聚落中心开始出现,用于宗教礼仪活动的玉器大量使用,表明宗教礼仪活动已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刻画符号的流行,早期文字的出现,表明人们的智慧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复杂。种种迹象表明,龙山文化的社会已不再是《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世界”,而已经进入了“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人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的“小康”社会了。
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和传说史学上的哪个阶段相当呢?我认为要重建中国上古史,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我是反对“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但我反对的是将所谓的“三皇五帝”人格化。常常有朋友问我:“你是搞考古的,考不考黄帝?历史上究竟有没有黄帝?”我总是回答他们说:“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原史考古学,当时还没有或者很少有文字记录,有的只是后代的传说,考古学面对的是当时人们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通过这些遗迹、遗物很难去研究某个个人。”比如,有人说某某某东西是黄帝用过的,你敢相信吗?我反对将“三皇五帝”人格化,但我不反对将“三皇五帝”作为一个时代来研究。在我看来,龙山时代和传说史学上描述的尧舜禹时期的社会状况颇为相像,有些甚至是可以互相对应起来的。前面我们曾经讲到,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发现的王城岗龙山城址,就其地望来说,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阳城,因为在其附近发现了有“阳城仓器”陶文可以为证的战国时期的阳城。与此相关,有学者主张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是帝尧陶唐氏的故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陶寺遗址的所在古称平阳,是文献记载尧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陶寺遗址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发现了贵族大墓和规模宏大的城址,贵族大墓中随葬有鼓、磬、俎、豆、玉器、铜器做礼仪用器和装饰用品,其中有些具有周边部族文化的特色,很可能是远方的贡品。遗址规模之大,墓葬等级之高,礼仪器用之全是中原龙山时代其他遗址无与伦比的。从地望上,从时代上,从遗迹遗物反映的社会面貌上,这里很可能就是尧都所在。这时期显然已经有了国家,已经进入了文明。至于传说中的有虞氏舜,文献上记载其部落主要活动在豫东、鲁西南地区。文献上说,夏初后羿代夏时,少康曾投奔有虞,周初把传为舜的后裔的胡公满封于此地,从考古学上看,豫东鲁西南地区在龙山时代是河南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又称王油房类型)的分布范围。我们曾引文献有关记载,推测它可能就是有虞氏的遗存。不过目前在该地区尚未发现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
    尧、舜都是传说史学中的五帝之一,在尧之前还有帝喾、颛顼和黄帝(另一说颛顼之前是少昊)。如果说,从考古学上推测可能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和帝尧陶唐氏有关,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和帝舜有虞氏有关,还有一些根据的话(实际上也很勉强),那么,五帝之中的帝喾、颛顼、黄帝能否从考古学角度找到与其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就很渺茫了。因为文献中对这三个人物的记载,不仅少,而且支离破碎,且充满神话色彩,还有矛盾,理不出一个清晰的线索。但是,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时代的符号,把它当作一个时代来研究还是可以允许的。在学术界,有人将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类型和黄帝时代相对应,也不失为一种说法。从文献有关五帝的记述来看,五帝时代是农业发展、宗教活动频仍、礼乐制度萌生、战争不断、强权已经出现的时代,这和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到龙山时代考古学上呈现的种种迹象的确有类似之处。总之,这是一个社会正在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至少在它的晚期,有的地方国家已经产生,社会已经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第三,新石器时代一系列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从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文明因素的出现,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就开始了。
新石器时代早期,生产力极不发达,必需的生活资料相当贫乏,采集、渔猎是主要的生计来源,人们过着水平非常低下的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居民生活有了较稳定的来源,精神生活也有一定的扩大,但这时期产生文明因素的条件尚不具备,我们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兴隆洼文化中还难以看到真正的文明的因素。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的仰韶文化时代,农业与手工业开始有了明显的分工,甚至在手工业内部也有了新的分工,治玉和金属冶炼成为新兴的生产部门,聚落出现分层现象,墓葬虽仍在同一墓地,但大小已有明显悬殊,设防的城堡,具有宗教色彩的祭坛相继涌现。总之,文明因素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加,为下一阶段社会的重大转型准备着充足的条件。
第四,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确立,表明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而当经过铜石并用时代进入早期青铜时代,随着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核心地位的确立,中国文化的发展便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趋势。因此可以将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总体概括为多元一体的道路。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地区不同古文化面貌也不一样。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主要创建者苏秉琦先生,根据我国新石器考古取得的成果,构造起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体系。他认为从全国来看,至少可以分为六个大区,即: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晋、陕、豫交界地区,黄河下游海岱地区,辽西、内蒙古长城地带,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长江下游的太湖杭州湾地区和岭南地区。每个大区活跃着一支或一支以上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每支考古学文化又可依据其小的地域特点划分为几个类型。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话,区是块块,系是条条。每个地区、每支考古学文化,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都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产生了各自的文明因素,例如东北辽西、内蒙古长城地带红山文化的坛、庙、冢,长江下游太湖杭州湾地区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和贵族坟山,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大型城址。这些原始文化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冲撞,不断融合,有的发展较快,有的发展较慢,有的逐步壮大,有的渐渐萎缩消亡,到铜石并用时代,在中原晋南地区率先兴起了以陶寺龙山城址为代表、在豫西地区以王城岗龙山城址为代表的早期文明。至早期青铜时代,逐步形成了以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为核心不断向外扩张,周边地区土著文化不断被融合、同化,向更高文化层次迈进的格局。
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是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上、实践上的一大突破。因为你们知道,在过去,学术界居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一元论,是中原中心论。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古代文明因素最早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逐步向外传播,形成中华文明。但考古学展现出来的恰恰与此相反,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因素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比周边地区高。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的显贵大墓,东北红山文化的“坛、庙、冢”,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和贵族坟山,公认是文明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原地区同期的仰韶文化末期遗存中几乎都看不到,反映精神文化和礼乐思想的玉器的广泛使用,最初只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也不在中原地区。怎么能说中原地区是文明因素最早产生的地方呢?中原地区成为中心,那是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以后的事。苏先生讲话是很有风趣的,写文章是很讲文采的。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曾有过一个非常形象非常生动的说法,这大概你们中间有人会知道,就是“满天星斗”说。这本来是一个比喻,但坚持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中原中心论”的学者却认为这种说法是很错误的,很不科学的,为此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是好事,通过这场争论,回过头来看看,它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于从事先秦考古、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人,可以说它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现在再提到中国文明的起源,牢固坚持一元论、中原中心论的人恐怕很少了。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何时出现文明因素、何时进入文明还有不同观点,但多元一体已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了。
    第五,从旧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连续发展不曾中断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古代文化、古代文明是在本土独立起源的,不是外来的,曾经流行一时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缺乏考古学上的根据。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文明是本土独立起源的还是外来的,过去曾有过争论。上个世纪初,当现代考古学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上个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刚刚传入中国、还不怎么发达的时候,中国一有些发现,很容易和国外联系起来。譬如,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就说可能是由西亚传过来的。安阳殷墟开始发掘之初,看到青铜器那么发达,当时中国又没有发现更早的青铜器和红铜器,很多人就认为很可能和西方有关。因为我们的考古学起步晚,还不发达,发现的东西不多,当时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有这种想法、看法并不奇怪。现在情况不同了。一系列考古发现,已经可以串起来一条红线,搭起一个框架,面对这些丰富的材料,只要尊重事实,抱着科学的态度,恐怕不会再有中国文明外来的看法了吧?我们说中国文明是本土起源的,我们反对外来说,并不是否定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过外来的影响。事实上外来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环境中自我发展,都必然会与周围其他文化发生交流、碰撞、融合等这样那样的关系。关键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这里,我想特别要说一说中国古人类的起源问题。你们从报纸上、从杂志上可能会看到,当前研究现代人类起源的一些学者利用DNA分析技术,得出了中国现代人的祖先是在大约距今20万年前后,由非洲大陆辗转迁徙来的结论,说他们不是在中国大陆上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南京人等古人类的后裔,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南京人等古人类在自己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因迄今还不能完全讲清楚的原因都消亡了。这个观点对传统的认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过去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古人类的学者,都是根据古人类化石研究其体质特征的变化,根据古人类留下来的遗物,主要是石器,研究其文化的传承,无论从体质特征的研究,还是从文化的研究,他们都认为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是渐进演化而来,看不出有任何突然的变化。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运用高科技得出的结果,但也不能轻易否定由几代人做出的原有结论。我们希望能将分子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以及古环境学结合起来开展综合研究,通过扎实的、大量的、细微的工作,找出更多更可靠的证据,得出科学的结论。
    考古学对中国上古史建设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要在短短的两个钟头内讲清楚很不容易。现在离讲座结束的时间不多了。我想简单归纳一下。听过这个讲座,如果你们能够在脑子里留下以下几点印象,我想就算成功了。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考古学的传入中国,极大地支持了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对传统“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破坏,和疑古学派一起提出了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并成为主要担当者;
    青铜时代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使传说的夏、商、周历史变成了信史;
    铜石并用时代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与传说的尧、舜、禹相当的龙山时代是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其中有些地区已率先出现国家,进入文明;
    新石器时代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早在五六千年以前文明因素已开始出现,中国文明是在本土独立起源的而非外来的;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建立,表明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
    从旧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表明中国文化的发展至今一脉相承,不曾间断,在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有着独有的特点。
    考古学对中国上古史建设的确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研究。时代在前进,学科在发展,我们期待着新的考古发现、新的研究成果,期待着中国上古史建设有新的突破,期待着年轻一代加入这个研究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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