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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立法会
时间:2010-07-01       浏览量:

 

演讲者简介:范徐丽泰,1998年7月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主席,2000年9月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二届立法会议员,2000年10月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二届立法会主席。是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非官守太平绅士,1998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星章
   正文:
   我今天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到北大来。北大是世界闻名的学府,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块交流,介绍一下我们香港和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立法会,感到非常高兴。
  我希望我讲得越简单越好,因为可以多一点时间跟大家交流,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非常欢迎你们来提问。
  1. 立法会的组成
香港的立法会,由60位议员组成,通过不同的选举方式产生。有24位来自分区直选,有30位是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譬如说教育界,它是一个功能团体,所以会有一个代表;医学界所有注册的西医选一个代表;劳工界,从所有的工会选出来,可是劳工界有三个代表;因此我们虽然只有28个功能组别,却选出了30名议员。另外六位是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 。
   2. 立法会的职权
简单的来说,就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第一,就是立法、修改法律、废除法律,等等。
第二,就是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如果政府要加税加费,就要通过立法会批准。如果政府要在财政预算通过之后,改变它的公共开支项目,譬如说项目一有多余的钱要投到项目二,也要经过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的批准。
第三,是监察政府工作。每一年行政长官都到立法会来发表《施政报告》,说明政府做了那些工作,将来政府希望做些什么工作。议员们可以对政府的工作提出质询。每次立法会开会都可以有20个 ,有6个是口头的质询,14个是书面回答的。书面回答一般有关资料性的问题。至于口头质询,就是每次立法会开会时,最可能发生一些精彩镜头的环节。问题是一早登了出来,而答案也全放在我们的台上。可是在官员念完答复后,跟着下来,任何一位议员都可以提出补充质询,问的问题惟一的限制,是不能与主体问题没有关系,也就是范围不能比主题更大。可是一般的主题本身的范围已很宽,因此每一个补充的质询,议员会问些什么,官员们是无法预知的。有的时候,议员对这些事情的了解程度可能会比政府官员多,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压力就较大。整个质询的过程是公开的,记者们都在旁听着,电视机拍着每一个镜头,电视台直接转播。如果官员说错了话,他明天一定就会上报了;如果议员的问题问得很傻,他也一定会被引为笑料。这就是斗资料、斗智力、斗学识,因此比较好看。通过这些质询,议员们可以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他想官员做那件事,他问的问题就可以是:“为什么还没做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民众是多么冀望你快点办好这件事吗?”“为什么是拖延这么久?”等等,这样来给官员压力。
   关于议员的议案。每一次会议上都有两个议员的议案,这些议案是有关公众利益的问题。譬如说环保的问题,为什么政府在环保方面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议员就可以提出一个议题,大家辩论。议题可以提“修正”,也有修正“修正”案。这个过程里面,议员发表各自的观点,由政府的官员来响应,然后投票。如果通过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对政府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些提案,政府可以不做,可是如果不做的话,需要给理由。一般而言,政府都会表示愿意考虑。一个议题平均辩论两个小时,每次会议有两个这样的辩论,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会可以开到晚上12点了。
关于终审法院法官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在回归之前,港督直接任命这些法官,不需要经过立法局的通过,可是回归之后,我们的基本法写明,任免必须要经过立法会同意。因此这些法官的任命是由行政长官提名,立法会通过。如果要免他们的职位也是一样的。
   那么立法会如何跟老百姓联系呢?我们有一个申诉部,为接受香港居民的申诉而设。香港居民要有什么事,觉得政府是不公道的,政府的决定是有问题的,就可以联络立法会的申诉部。他们可以用电话或书面跟我们的职员联系,然后由职员向议员报告。有的时候,他们指明要哪个议员,哪个议员就得尽量安排时间与他们谈。在香港,议员和群众之间是毫不陌生的,因为地方小,联系的机会比较多。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权,就是弹劾行政长官。在回归之前,是绝对不可以弹劾英国派来的港督的,可是现在回归了,行政长官是向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负责的。如果立法会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该名行政长官是有问题的话,是可以提出弹劾的,并且报请中央,这样中央就很可能免了这个行政长官的职务。
立法会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若有需要,可以传召任何有关人士。就好像法庭一样,“请”你来协助调查一件事情,这个“请”是客气的说法,如果请你不来呢,那就传召,如果传召你不来,那就起诉。
   综合以上各点,我们主要工作就是三方面:立法,控制公共开支,监察政府的工作。
   3. 立法程序
   所有的法律草案先要刊登在宪报上。宪报是公开的,这样大家就可知道草案的内容。在香港,我们立法是用三读通过的程序。这跟国家的立法程序有点不同。首读非常简单,就是由立法会的秘书念一念该条法律草案的名称。接下来就是二读,有关的官员发言动议二读,并解释为什么要立此法律、或修改、或删除这条法律;这个法律的草案有没有咨询过受影响的团体。他讲完之后,辩论押后。我们将这个草案交给内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由59位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他们会讨论需不需要成立一个法案委员会来审议这个法案。只要有三位议员表示需要,就成立法案委员会。法案委员会成立之后,就会深入地审议法案,这个过程也是公开的。第一步是听取民意,任何人、团体对这条法案有意见,都可以要求与法案委员会面谈。然后将这些人的意见、建议或提问与政府官员商讨。讨论结果,可能会产生一些修正案。法案委员会完成工作后,立法会大会就继续二读辩论。二读辩论是辩论这条法案的原则和方向,如果没有问题,这法案的二读就投票通过。跟着下来就是审议修正案。每一条修正案都要经过辩论,然后投票,结果是通过或被否决。这样,每条草案与原先呈交的那几条可能有了很大的改变,也可能毫无改变。最后就是三读,也是由官员来动议,然后投票通过。三读通过后,法案就交给行政长官签字。行政长官一天不签,就一天不成为法律。签了之后就再在宪报上刊登出来,这样才有法律效力。
关于表决议案的方式。由政府提出来的法案,由所有出席的议员一块表决,赞成票过半数就通过,这和我们人大的投票方法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是议员提出来的议案,就要进行分组投票,60位议员,30位功能团体的代表为一组,另一组是其他的30位。议案须在这两组都能够得到过半数的赞成票才算通过。因此议员的议案比较不容易通过。如果一部分的人不赞成,而刚巧他们又在同一组内,那议案就通不过了。
   4. 控制公共开支
   第一个就是财政预算案。我刚才交给校长三本刚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放在北大图书馆,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立法会准备在4月初辩论该预算案,到了4月9号立法会会议上才投票,届时会有修正议案,预算案会否被修改,能否获通过,到时才揭晓。预算就是预算,有的项目给多了钱,有的项目给少了钱,这是跟社会环境的改变有关的。所以修改预算是正常的,但必须得到立法会下的财务委员会的批准。财务委员会也是由59位委员组成的。惟一一个不是委员的就是立法会主席。
政治中立的主席负责主持大会,不参加任何委员会。这是因为参与任何委员会,主席可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委员会的讨论时、投票时,都表达了自己的倾向,不能保持完全中立。因此,我作为香港的立法会主席,从来不会在公共场合对政治事件或敏感的问题表达我的意见。这样立法会的议员们,才无从怀疑我的中立和公正。我说我是公道的,并不足信,要人家相信我是公道的才是真正的公道。如果只是我自己认为做得很公道的,可是别人都误解我,那没有用的,必须自己小心,尽量避免让人家误解我,避免瓜田李下,我必须十分小心慎言。
   5. 监察政府的工作
   政府账目委员会是立法会辖下一个常设委员会,委员由立法会议员互选产生。政府审计处的人员会到各政府部门,去调查该部门如何运用资源,有否管理不善,浪费资源,是否按照政府政策办事,然后写成报告,呈交给立法会主席,我转交给政府账目委员会审议。委员会邀请有关的部门主管来解释。有的时候官员承认管理不善,并说出改进办法;有的时候官员不承认浪费资源,并尽力辩白;政府账目委员会在公开聆讯后,作出决定,并向立法会大会报告。
   6. 事务委员会
   立法会一共有18个事务委员会,监察政府各政策局。每个事务委员会每月至少要开一次会,向有关的政策局提出建议和批评。
   7. 议员个人监察委员会
   我们每一位议员必须申报利益。比如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董事,我拥有某某公司的资产,都得公开出来。填好的表格放到立法会的图书馆,任由市民或记者参阅。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为了“取信于民”。我们需要表明,没有利用议员的身份去获取个人利益。譬如说,我是某一家公司的董事,而这个法案对公司是有影响的,那么我就应该站起来申报我的利益;如果我是收钱的,那么我就应该离开会议厅,不能投票。这就是群众监察立法会议员的一个方法。议员中间有的是大老板,他的公司多不胜数,今天买这个,明天卖那个,他也必须在这14天里面把这些申报上来,对自己的表格予以修正。那么,如果他忘了怎么办?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但这是个诚信的问题。可是如果有人告发他,说他有意隐瞒,那么监察委员会就要给他一个自辩的机会,如果考虑了各个方面,认为他是有意的,议员就会在议会上提出一个议案,如果议案说这个议员“行为不当”,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的话,这位议员就丧失议员资格。不过如果议员是无意的,就由委员会告诫他。因此大家都很小心,一般都把自己的利益及时申报。
   8. 议事规则委员会
   所有的议事规则都是由议员们投票通过的,惟一不投票的是我。大家通过之后由我来执行和解释。而这些议事规则需要与时并进,新的情况不时发生,这就需要议事规则委员会来考虑讨论,然后向立法会大会提修正议事规则的议案。
   9. 专职委员会
   专职委员会一般是为调查一件事情而成立。譬如说有一批公共的房屋,地基打得不好,造成危险,这可能是有人贪污腐败,也可能因为管理不善,疏于职守,因此除了到法院里进行诉讼外,立法会也会成立一个专职委员会,调查责任在何方。现在正在运作中的一个专职委员会,开了18个月的会,见了无数的证人,写了第一期的报告。第二期的报告还没出来,因为其中还有一个项目有待法院审判,委员会必须等案子裁决后,才可作第二期的报告。为何要等呢?因为我们立法会必须尊重司法独立,我们不会做任何事情干预司法。
  10. 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调查议员的不当之处,正如刚才我说的,议员隐瞒自己的利益,就由调查委员会去深入调查。
大体上我想差不多了,这些比较沉闷。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和问题。

 (以下为回答提问)
问:面对当前的香港竞争力现实,您认为香港人应当怎样做?
范:我想这个问题每一个香港的居民都想知道答案,包括我在内。(掌声)我们当然希望一个新的定位,因为现在世界上竞争很强,作为一个香港市民,我认为无论怎样的定位,都要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信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去争取,第二就是要自强不息,埋头苦干。
  问:当前香港国际竞争力面临着国际社会更加强有力的挑战,香港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战略,如何应对变化的世界?
范:谢谢你的问题。有人认为香港的发展需要高科技做翅膀,这是一定的。我觉得作为香港人,身上不只有一把刀,一对翅膀,我希望有十把刀,二十对翅膀。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够应变,能够有适当的工具来做我需要做的事情。高科技当然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信息网络。不过我觉得,如果认为香港会成为发展高科技的中心,这样的期望可能会高了一点。发展高科技,香港可以承担一部分,但需与其他地区合作。我知道华南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我希望香港跟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地区可以紧密地合作。一个城市的发展并不是单单靠一个方面,而是靠多方面的,要抓紧机遇,努力地工作,决不放弃。一天不放弃就没有失败,可是一放弃,就注定失败。80年代的香港,当年经济也不景气。在六七十年代,很多新移民从大陆到香港去,他们经济不好,生活也不好,可是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辛勤地工作,努力去争取。你们大概听过《狮子山下》这首歌吧,朱镕基总理到香港来的时候,他在发言最后一部分,引用了《狮子山下》的歌词。其实就是这种精神,在忧患之中坚持、不放弃,大家手拉手,团结周围的人,一块去争取。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真正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有这种精神,就会对香港的明天抱有希望。如果问我个人认为香港最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信心。其实基本的条件我们还是有的,优势有时还在我们这边,要有信心。还要有胸襟,才能团结各方人士,携手去力争上游,争取好的成绩。
   问:您认为全国人大与香港立法会在体制运作上有什么异同?
范:全国人大和香港特区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当然有所不同。一个2900多人的议会,跟一个60人的议会,运作的方法当然有所不同。在人大,运作的方法,是分小组来讨论。人大也有三审的程序,可是这个三审的程序跟我们的三读是不同的。两个议会的议事规则其实各有差异,历史背景也不同。我不相信我们的议事规则会适合于人大,或者人大的议事规则给我们用,相信也不是太适合。其实在一个议会里面,议事规则并不是最重要的。要有议事规则的目的有二:一个是让每一个议员都有平等的机会发表其言论,一个是让议会运作畅顺。我觉得其他的细节都不重要。每一个议会都有一套议事规则,符合当地社会上的需要,以及参与会议的人的期望。至于表决方式也有不同。对政府议案的表决方式是相同的,就是出席的议员/代表都要算在内,出席的人内有过半投赞成票,议案方为通过。可是对议员的议案的表决方式就不同了。人大常委会时常会提出一些法律草案。常委会辖下有法制工作委员会做这方面的工作。香港的立法会议员的议案比较少,因为基本法第74条规定,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可以提出议案,可是议案不得涉及公共开支,不得涉及政府的运作,不得涉及政治体制。如果涉及了政府的政策,必须要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在这个情况下,议员们自己提出的议案就比较少了,反而就是政府的议案多。
   这反映了什么呢?就是行政主导,或者说是行政主动。政府有提案的主动权,而立法会有权加以修改,如果立法会认为草案有问题,可以否决它。换句话说,在香港一国两制体制下,行政和立法是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如果提出的议案不能接受,立法会否决之;如果政府提出来的议案,原则上是对的,方向也是正确的,立法会就可以配合,加以改进。这个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的人大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国家领导人、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都是要经过人大选举出来的。香港特区可不是这样,行政长官不是由立法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选举委员会推选产生,中央任命。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提名,中央任命。因此有很大的不同。也不能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符合国情,符合港情。
问:作为一个政治女强人,您是如何处理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的?
  范:谢谢你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很可惜的是,要告诉在场的各位女性,我们的政务司司长已经不是女性了,她已在一年多前退休了。不过,三位司长,还有一位女司长,那就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女士。我们的局长里面也有一位女性的,环境运输工务局的局长廖秀冬女士,她管环保,管运输,还要管工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职位,但她也做得很好。当然还有我,当立法会的主席。可能你们会认为香港男女是很平等的,那么我得告诉你,还不算是。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正好自由自在,全心全意地工作。而结了婚的,我们的另一半都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香港基层的女性,如果她们希望离开厨房,走出厅堂,进入社区,好难哪。家里的小孩子和老人都需要她们照顾,老公回来,穿了拖鞋就看电视,等吃饭,吃完饭,女的去洗碗,男的再看电视,喝一罐啤酒。这个情况就很难平等了。因此大家觉得必须要为我们的基层女性争取参与社区服务的机会。如果她们愿意出来就要出来,做赚钱的工作也可以,做义务的工作也可以,为此,香港女性就成立了一个跨阶层的妇女会,叫做“香港妇女协进会”,集合力量,互相扶持。每逢有机会,我就会告诉大家:香港并不是男女平等的,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基层女性,参加社会服务、公共事务。谢谢。
问: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主席,香港媒体有人称您为“政坛黄飞鸿”?
   范: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女强人,也没想过要做个非常祥和慈爱的人。其实我就是我。无论发生什么事,经过多少风浪,我都要保持真的我,用我的方式,按我的原则,去做一个真诚的人。当年为什么有人叫我黄飞鸿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在粤剧中的黄师傅,每次说话都说半句,停一下,再连续下去。这跟当年的我的说话方式很相似。在我刚进入立法会的初期,我感到自己的责任很大,很怕说错话,因此我每一句话都要在脑子里转三转才说出来,这就像黄飞鸿的讲话方式,所以记者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黄飞鸿”。他们并非在赞我英明神武,而是在笑我讲话断断续续,毫不流利。(笑声)
   问:您在香港地区被称为“票后”,2004年后您是否还继续参选立法会?
  范: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先说同时出任人大代表和立法会有没有冲突。当然会有冲突。首先是开会的时间上的冲突。人大每年由3月5日起,开12天到14天,香港的立法会在这个期间刚好有个财政预算案,还有个例会,所以我常常要告假,所幸人大那边非常理解,告假都能获批准。
为什么会成为“票后”,我自己也不一定知道。2000年的时候,我参加选举委员会的选举,选举委员会的800人投票,当时我的票是挺多的,后来2002年底人大的选举,就是这800人再加上100多人。在2000年到2002年间,我常与这800人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虽然我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我可以私下反映一些人的意见,向政府官员直接争取,所以我想他们还是满意我的工作的,因此这800人中有不少在人大选举中投我的票。还有就要归功投全票的制度。每张有效票必须选36人,有的选举委员选了35人后,一时想不到投给谁,就投给我。(笑声)
   将来到了2004年的选举,我是很愿意也很希望参加香港立法会的分区直选。我期望在香港岛参选,为什么我说来说去都说希望,而不说一定呢,第一是因为我现在58岁,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健康情况是否容许我参选。第二是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有个规矩,如果我现在说我一定参加选举的话,可能从今天起,我所有活动的费用,都算进选举经费里,选举支出是有上限的,这个险我冒不过。所以我只能说,我非常希望参加。
第三个问题,在2008年立法会会不会是全直选呢?这是每一年都会辩论的议题,每一年的投票结果都有点不同,所以无法确定结果。至于我个人的倾向,因为现在身为立法会主席,不能说个人意见。将来我落任后参选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我的想法,好不好?
问:香港地区人大代表的产生与内地有何不同?
范:大家都知道,全国的人大代表, 都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譬如说来自广东省的人大代表是通过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出来的。可是,人大组织法不在香港执行,所以香港特区选人大代表的办法,是由全国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投票决定的。第九届和第十届的港区人大代表都是由选举会议选举产生。这个选举会议的成员包括了2000年选出的六位第二届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这是800人的选举委员会。第九届的选举会议,再加上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起组成一个近乎1000人的选举会议。选举期间,有选举论坛,我们这些候选人要参加不同的论坛。 还有就是电话拉票,我一个一个地给选举会议的成员打电话,向他们介绍我的政纲。他们有的没空,就给他们的秘书留言。有的打回来谈谈,有的就让秘书回复,说你不用打过来了,我们老板是会支持你的。两个星期下来,不一定每位选举会议成员都找到,但大致找到七成人。
   问:您常被香港媒体称为“亲中派”,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范:好。我是在我们传媒里边评论为“亲中派”的。我是中国人,亲中是很自然的事。如果因为我是亲中派,而大家不喜欢我的话,我也认命。一个人如果自己认为什么是对的,那就该去做,我就坚持我的立场。那么,如果因为这样大家不喜欢的话,我也没办法,只好接受事实。刚回归的前后,传媒对我的印象很不好,很多含有人身攻击的批评,都针对我。不过,那个时候也已经过去了。是对、是错,因为时间、情况很多时候都会互相转换,这不是我个人能够控制的,但我可以凭我的意志去做事,我会谅解人家,不会常埋怨人家误解我。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乱讲话,不要乱得罪人,不要发脾气。这些我可以做到,可是别人怎么说我无法控制。很多的传媒说,立法会里面有很多亲政府的,叫他们做“保皇党”。也有些议员被称为“亲英派”,或被指是“抗中乱港”。我认为只要大家凭良心做事,又何须为了他人的闲言闲语而烦恼?
问:我们知道您曾经将一个肾换给您女儿,作为一名勇敢的母亲,您当时是如何看这件事的?
   范:谢谢你的美誉。我是出得厅堂,可是不能够入厨房,(众笑) 因为我煮的饭没人吃,而不是我不愿意煮。不过,说到我女儿的病,我想任何一个妈妈,都会这样做,这其实毫无特别之处。如果你关心一个人,你就愿意为他付出任何的价值。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的。(掌声)
  问:立法会出现议员空缺时,你们是如何进行补选的?
范:如果立法会出现空缺,譬如说,有一位议员因病不能够履行职务或辞职,因而有空缺,那就进行补选。在新人尚未选出前,立法会就少一位议员。这套程序在香港法律中有规定。
问:香港立法会是如何确保所立的法律得到切实执行的。像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是不是定期到立法会进行听证呢?
范:谢谢。譬如说你提出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不是定期到立法会,只在有需要的情况下,才跟议员交流。不过我们有几位议员,接受了行政长官的委任,参与了廉政公署的工作。廉政公署下面有几个委员会,协助和监察公署人员的工作,差不多每个委员会都有立法会议员出任委员。
   不过你提出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立法会除了立法之外,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怎么保证立法会所立的法律的确落实了。在香港的制度内,立法会的责任是,用尽一切办法将法律立好,立得明确,尽量少漏洞。可是大家要知道,只要是法律,就难免有漏洞。跟着下来是司法的裁决,怎么解释法律、审判、量刑,这些都是法院的权责。立法会不干预法院的司法工作,案件在法院进行诉讼期间,我们的议员不但在发言的时候不能评论这个案件,甚至在提问的时候,所提的问题也不可涉及正在审判中的案件。作为主席,我也要非常小心聆听,如有论及法庭的判决,或可能妨害在法庭待决的案件,我须指示议员停止发言,或指示官员不用回答。由此可见,立法和司法是互不干涉的。
   司法决定能不能够落实,看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是不是全心全意去执行法院的裁决。在香港特区,政府是完全按照裁决去执行。即使那次居留权的诉讼,终审法院判了政府败诉,政府当时也执行了裁决。其后才通过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要求解释有关的法律,在人大常委会解释了有关的法律后,终审法院就表示,以后的案件,就会根据人大的解释去判。当特区政府要求人大释法时,有人认为这是干预了司法独立,也有人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并且没有影响司法独立。我认为在香港,司法的独立性是受到尊重的,政府也执行法院的裁决。
   另外一方面是社会上群众的期望。我们的老百姓,虽然他们并不一定同意法院所作出的每一个裁决,可是他们都服从这个裁决。因为在香港,我们的法制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度,我们必须要遵守制度定的规矩。我们最不想看见的,是人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如果他将他的爱好作为标准,那这标准将因人而异,民众将无可适从!所以必须要尊重制度,要将人治尽量减少。因此,内地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在香港,有的事情很小很小,可是我们可以闹得很大很大,大家都出来评论,为什么呢?其实大家都是在努力地维持一个原则,就是要法治,不要人治。希望以制度为主,以法治为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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