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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文明 为古籍“开户”
时间:2019-04-29       浏览量:

 来源:山东商报     时间:2019年4月27日

 

在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里,书籍是重要的文化标志。然而,爱书的你可知道,每一本书都有其对应的“身份证”。在山东省图书馆,有这样一群古籍整理、编目人员,他们与堆积如山的古籍和泛黄的纸张为伴,进行详细系统的普查和编目,为古籍“开户”。文/记者 许倩 实习生 刘若溪 图/记者 王晓峰

  给书编号
  
  每一本古籍,都记录着一段段久远的历史,延续着一代代厚重的文脉。古籍整理、编目人员触摸尘封的古籍,在一张张泛黄的书页中记录历史、守护文明。推开古籍展览室大门,长桌的两侧坐着二十多名身穿深蓝色大褂、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整理古籍。在他们面前,堆着一摞摞泛黄的古籍,间或有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亮着。他们正在整理的是从明代到民国时期的一批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和丛书几种,截至目前工作人员已经整理编目了其中近一万五千种,共计四五万册的古籍。
  山东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李关勇,自2005年就开始在鲁图做古籍整理工作,是资深的编目者。他说,古籍整理编目,是古籍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古籍抢救、保护与利用工程的重要环节。这是一项细致繁琐,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要规整原本散乱的古籍,确定书名、著者、版本等各种信息并录入数据库,最后才能将古籍编上号,打好包,送到书库里。
  几十年古籍普查工作的经验,都浓缩在一张薄薄的“未编古籍查底单”上,这张表格记录着古籍的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存卷、行款等等信息,是古籍的“身份证”。看似简单的一张纸,想要一一查实这些信息不容易。李关勇告诉记者,有时著者的姓名难考,有时成书年份前后矛盾,甚至有些书连书名也无法确定,要想得出准确无误的结论,除了厚重的工具书的帮助,还要倚仗丰富的知识和长期积累的经验。这样的工作,错漏是非常常见的,查底单填写完后,还要经过两道校对关,最大限度保证信息的完整准确。

  守护文明
  
  常言道熟能生巧,要和古籍打交道,更需要时间的磨练。不同朝代的刻本风格不同,看得多了很快就能辨认;最初读不懂的繁体字和古文,读得多了也能晓畅通达。李关勇告诉记者,古籍整理编目就是不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李关勇介绍说,“像一些没有写明版本的刻本,可以通过查避讳字的方式来确定具体年代,像康熙年间的刻本,避康熙皇帝名讳中的‘玄’字,而不会避雍正皇帝的‘胤’字,据此就可以把年代的误差缩到最小。”这些方法和技巧,他也会教给新人。
  李关勇常说,古籍整理编目是自己的工作,但看似枯燥的工作却也时常能让他们感到幸福。“像看到优美漂亮的古书,找到版刻比较早的古雅的书,都会让编目员们有由衷的成就感。”此前,李关勇发现了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书,以前都没有见过,因为一直从事地方古籍研究,这一发现让他十分惊喜。

  薪火相传
  
  古籍是记载和传承文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中华古籍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根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2007年起,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实施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对全国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摸清古籍“家底”,实现对古籍的分级管理和保护。
  《读史偶吟二卷》《两汉博闻十二卷》《山堂肆考》……经手过的古籍编目人员对这些书名如数家珍。它们多年以来被封存在书库的纸板箱里,是古籍普查工作揭开了它们的面纱,让它们重见天日,不再没有“身份”,没有价值。从这项工作开始,古籍蕴含的文化信息、文化价值,也会逐渐被发掘出来。古籍有了目录,有了数据库,读者们也就可以按图索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书去研究。
  从事古籍工作十多年,李关勇见证着鲁图古籍整理过程的变迁。“此前我们整理时要记录的信息比较多,现在只需要一张未编古籍查底单。目前正在整理编目的这批古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之后录入数据库后再按照书的种类进行编目。”经整理、编目、录入数据库后的古籍,将获取一张“身份证”,收藏的同时也方便有研究需要的读者对应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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